首先，我们现在遇到的大部分森林是一个复合体，是混杂森林，是生物意义上的森林和文化意义上的森林的结合体。混杂森林显然不能仅仅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林学来认识。它还应该是一个文化建构，带动它演化的显然是复数的规律和动力。

其次，森林和人的相互作用是复杂、多维的。由于森林是复杂的、多变的、具体的，人也是历史的、多元文化的、地方性的，这两者相互作用于自然的过程就异常复杂多变，用一种模式、一种思路来概括森林史显然是过度普遍化或过度简单化的产物。过度简单化是林学和现代专门化学科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设立条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二是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从学科视角出发，往往得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深刻的认识。依据简单化的思路编撰出来的森林史肯定不是复杂的历史。

再次，在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编撰森林史时，现代科学背后隐含的进化或进步思想取向自然会主导森林史编撰。从史料的取舍到对史料的解释、再到形成森林史的叙事，所有这些都必须符合进化或进步的逻辑，而不符合进步逻辑的历史现实是要被排除在森林史编撰之外的。这种线性森林史显然是一种具有严重主观价值判断的人为操作，与生态学、林学等科学的最新研究和发现相去甚远。如果认可了用于分析复杂事物的混沌理论、网络理论等更接近历史事实，那么新的森林史就应该是非线性的历史。

最后，当我们把衡量森林史的标准从进步转化成持续可能性之后，森林史就变成了一个并行演进的多元立体历史。在这种森林史中，不同种类的森林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作用，共同创造多元的森林史，而这些不同种类的森林史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不是有高低之分、高级的最终必然取代低级的、具有很强目的性的线性历史。换句话说，这样的森林史才能体现其本该具有的多样性。

趋势三

森林史编撰多元化

森林史编撰的时间、空间、思路和视角都多元化了。这方面的代表学者是采用后殖民理论与方法的詹姆斯·费海得、梅利萨·李奇、戴安娜·戴维斯和格里高利·巴顿，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误读非洲景观：森林和稀树草原间杂区的社会和生态》《重构森林滥伐：对西非的全球分析和区域研究》《复兴罗马粮仓：北非的环境史和法国殖民扩张》《帝国林学和环境主义的起源》。历史认识发生变化后，我们需要采用一些新的概念工具和视角来分析和建构历史。

第一个变化是森林史编撰的时间尺度。从断代或短时段来研究森林史是传统的、比较成熟易行的做法，但如果需要了解森林自身的历史，就必须把时段向前延伸到地球上出现植物和森林的时代，而那时人类尚未形成。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森林作为一个具有自变化规律的历史能动者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当然，时段的选择是根据分析主题的需要而变化的，或长或短或适中，但都必须合适。

第二个变化是森林史编撰的空间规模。森林是生长在一定地域的生物，但它的成长变化受气候、地形、水分、养分、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森林史比较重视人为的制度安排、市场需求、思想认识等对森林覆盖率变化的影响，而忽略了更大范围的自然因素的影响。如果重视自然因素的作用，就要看到其中的有机联系。这因为气候的变化不仅与地球转动相关，还与海洋的变化遥相关。于是，森林史的空间就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看得见的狭小地域。当然，空间范围的扩大也不能无限度，必须适度。

第三个变化是森林史编撰的视角。从什么角度切入森林史编撰是能否合理分析问题的关键之一。通常情况下，要么从一个角度切入寻求片面的深刻，要么从多个角度切入追求宽泛的全面。这两种视角都是有缺陷的，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能够有所发现的、能够把不同因素有机联系起来的突破口或结点。例如，传统森林史注重森林覆盖率的变化，但现代林学给森林史的启示是，作为一种可再生的环境，森林的自恢复能力是在森林受到外力干预情况下我们应该关注的关键所在。自我恢复能力如果没有遭到破坏，森林覆盖率下降之后还会恢复，而一旦森林失去自我恢复能力，森林覆盖率的下降就成为不可逆的现实。这种视角变化带来的是编撰重点内容的变化，从而建构出新的森林史。

文章来源：《经济林研究》 网址: http://www.jjlyjbjb.cn/zonghexinwen/2021/0707/4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