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认知的不断演变和深入，现代化范式和衰败论范式的国际森林史研究被认为是简单化、以人为中心的，它们都把森林看成是被动的客体。国际森林史研究由此出现了一些新趋势。

原文 ：《国际森林史研究呈现新样貌》

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包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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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史研究中，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两个基本定势，分别是现代化范式（modernization paradigm）和衰败论范式（declensionist paradigm）。

主张现代化范式的代表学者是沃伦·迪安和肖恩·米勒，他们主要研究巴西森林史，出版了《巴西和橡胶争夺：环境史研究》和《非果树：葡萄牙人的保护和巴西殖民地的木材》。他们认为，森林得到了人们的有效利用，为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其思想基础是森林如果不能被人有效利用就没有价值，人们需要用现代林学知识克服落后的土著森林知识。森林滥伐是错误利用或过分利用森林的结果，其后果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来弥补。

主张衰败论的代表学者是米歇尔·威廉斯，其代表作是《滥伐地球：从史前到全球危机》。他认为，森林覆盖率的大幅度下降是由森林滥伐造成的，而人为的滥伐是在市场推动下用现代林学知识武装起来的，是不可逆的。虽然可以通过保护尚未遭到破坏的原始森林和植树造林来增加森林覆盖率，但这种次生林已经不是原始森林了。因此，需要重新给土著森林知识赋权，从而创造出符合当地风土的森林。

这两种范式在价值判断上虽然呈现相反的取向，但都把森林看成是被动的客体，都把森林史变成以人为中心的单线演进的历史。显然，这样的森林史编撰实践既与森林史的定义不相符，也与森林史的实际有很大差距。随着森林史研究的深入，这种简单化的、以人为中心的森林史编撰逐渐得以改观，呈现出新趋势。

趋势一

森林与人类的相互作用

塑造森林史

森林是具有历史能动性的。无论是现代化论还是衰败论，却都把人类看成是外在于森林的主动施动者，把森林看成是被动的受动者。实际上，森林不但催生了人类，也在与人类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参与创造了森林史。

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是猿从树栖动物变成了四足着地、在地面行走的动物。这对猿的身体结构变化、发声器官进化、交流方式升级、脱毛等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而这一切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森林面积的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森林的变化催生了人类。

森林和人类都是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在环境中的相互作用创造了森林史。因此，不能说森林史就是人类作用于森林的历史，这里还应该强调森林的历史能动性。历史能动性通常是指人具有有意识创造历史的能力。根据这个定义，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历史都是人有意识创造的结果，人的无意识行为都不能成为历史的内容。以此类推，森林由于没有意识就不具有历史能动性。

其实，最新的历史研究已经承认了人的无意识作为在历史上的作用，其表现就是增添了集体无意识和偶然性的历史内容。从森林的角度来看，森林的生长具有自己的规律，这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例如，林火有助于调节森林系统演化。斯蒂芬·派因出版了关于林火的系列丛书，包括《美洲的火》和《澳大利亚火之史》等。

同时，森林在与人的作用过程中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它的构成、生长条件、与当地环境的关系等都会对人产生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不断变化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重新发现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达尔文的实验室：太平洋的进化论和博物学》是标志性研究成果。退而言之，类似含羞草这样的植物能够和人交流感应，在这个过程中，人也会被含羞草感染。所以，树木有情有识，不再只是佛教的想象。当然，这方面的植物学和林学研究还在继续推进，今后或许会像动物学揭示出动物社会一样揭示出植物社会或森林社会。到那时，森林的历史能动性就会更加明显，但这还是用人的标准比附森林。根本的变化在于突破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相互作用的框架下认识森林的历史能动性。

趋势二

森林史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历史

这方面的代表学者包括艾米莉·布罗克、南希·南格斯顿和威廉·贝纳特等。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经济林：1900-1949年的道格拉斯冷杉和美国林业》《森林梦、森林噩梦：美国西部内陆地区旧式增长的悖论》《刺梨：东开普一种植物的社会史》。无论是现代化论还是衰败论，都把森林史结构看成单线演进的历史，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乐观的，后者是悲观的。但前者的乐观中隐藏着执迷不悟，可能带来崩溃性的最终后果；后者的悲观中隐藏着觉醒和警惕，可能通过采取弥补性措施而延缓危机或转危为安。然而，森林史绝不是这么简单。

文章来源：《经济林研究》 网址: http://www.jjlyjbjb.cn/zonghexinwen/2021/0707/440.html